书贾作伪与贼喊捉贼

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和中国小说史的人，几乎没有不知道余象斗的，他是明末著名的书坊刻书家，也是一位通俗小说类书杂著的编纂者。他所编印的书，不仅品种多，数量大，而且流传广，价值高。直至今日，我们能见到的，尚还有数十种之多。鲁迅、郑振铎，孙楷第，胡适、柳存仁、马幼垣等专家均著文对余象斗刻本加以考证。

余象斗，字文台，号仰止山人，福建建阳县人。他出身于一个刻书世家。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曾说：

“夫宋刻书之盛，首推闽中，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，建安尤以余氏为最。”

元代余氏勤有堂更以刻书著称。清代乾隆帝，因一日数见勤有堂刻本，于是亲下手谕，命福建巡抚查询余氏刻书源流。明代万历年间，余氏刻书大盛，刻书家竟达30余人，其中包括余象斗的堂兄余彰德，彰德之子余应虬，余泗泉，余象斗之弟余象贤，象贤之孙余昌祚等。

不过，余象斗有时为了竞售自己的产品，也每每控空心思，不择手段，弄虚作假，标榜伪托之事也确实干了不少。

余象斗自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，曾三刻《大方纲鉴》，第一刻托名李廷机，书题《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》，卷内题“吏部左侍郎李廷机编纂，内阁大学士申时行校正，闽建邑书林余象斗刊行”。卷末有“万历庚子孟冬双峰堂余文台梓行”牌记，庚子为万历二十八年。考《明史》卷二百十七《廷机传》，廷机于万历二十七、八年官南京吏部右侍郎，此书题左侍郎，乃是传闻之误。同是这一部书，十年后又变成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鉴补》，题“赵田袁了凡先生编纂，潭阳余象斗刊行。”卷末有“万历庚戌仲冬月双峰堂余氏梓行”牌记。卷首不仅有伪托的袁黄序，还有一篇袁了凡学生韩敬序，云：

书历三年后成，而老师（按：指袁了凡）亦以是年绝笔，痛哉！闽建邑余君文台，慷慨豪侠，行义好施，夙与袁有通盟谊。其二三伯仲郎俱以文学名，而长君君及屡试辄冠，翩翩闽中祭酒，束装千里，来购是书，适师大归矣！

如按此说，这部书真可谓得之不易，孰不知实际上早在十年前就已刻过不只一遍了，现在只不过更换名目而已。明明在欺骗读者，却伪托他人之口，拼命为自己脸上贴金，也正露出了书贾作伪的本色。

还有一部《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》，书后有牌记是“万历岁次丁未潭阳余文台梓”，而卷十六牌记题云：“万历新岁旦乔山堂刘少岗绣。”此卷原为万历初年刘氏乔山堂所刻，余象斗取之以为自己所刻书，只求速刻速售，竟然忘记铲去刘氏牌记，却又在书前的《告白》中说：

坊间诸书杂刻，然多沿袭旧套，采其一，去其十；弃其精，得其粗。本堂近锓是书，名为《万用正宗者》，分门定类，俱载全备，展卷阅之，诸用了然。

贬低别人，吹嘘自己，然而所取的又是别人的东西，真是自我揭露，却也造成了自我的讽刺。

再如《大宋中兴岳王传》、《唐国志传》二书本是熊钟谷所编，三台馆在翻刻此书时，赫然题上“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”，把原来熊大木的序改署为：“三台馆主人言”，为此花费了不少心机，但结果却还是把《唐国志传》卷一第七则《李密捕众》章中的“钟谷演义至此，亦笔七言绝句”漏下未改。余象斗在他所刻的《八仙出处东游记》中，也曾痛心疾首地发过一通议论：

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，皆出于予心胸之编集。其劳鞅掌矣！其费弘巨矣！乃多为射利者刊，甚诸传照本堂样式，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。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，而亦者逐利之无耻，与异方之浪棍，迁徙之逃奴，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，袭人唾馀，得无垂首而汗颜，无耻之甚乎？故说。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。